🔬 美国生物战的百年暗影：从731交易到全球实验室网络的信任危机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针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的一批解密文件提出尖锐质询。文件首次公开承认，美国政府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了超过120处生物实验室，仅在乌克兰就有40多个，存储着炭疽、鼠疫、埃博拉、马尔堡病毒等高危病原体，主要承包商是博莱克·威奇公司，每个项目拨款额度在170万至350万美元之间。这一消息再次将美国长期讳莫如深的生物战研究推至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文将以《人民日报》此文为由头，结合已公开的解密档案、国会记录与政府报告，系统性梳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级生物战武器研究能力的历史脉络、现实争议与深层危机。

📌 核心观点：从1945年豁免石井四郎和731部队做交易，到1950年在旧金山湾对老百姓做细菌实验，再到2001年撕毁核查议定书，直至今天全球120多处海外实验室被披露，美国生物战能力研究从未真正停止，只是不断更换名称、转移地点、调整说辞，并始终拒绝接受应有的监管与保持应有的透明。

📜 第一章：罪恶的源头——731部队的“遗产”交易

要追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起点，不能从华盛顿开始，而要从中国哈尔滨的平房区开始。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细菌战实验。数以千计的中国、苏联、朝鲜战俘或平民被当作实验材料惨死在实验室中。1945年8月，当苏军逼近时，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下令炸毁设施、杀害全部剩余囚犯，销毁绝大多数外围证据，命令所有人把秘密带进坟墓。

然而，石井四郎和731部队整体最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逃脱了。原因很简单——交易。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生物战基地德特里克营（1956年才改名“德特里克堡”）的专家到日本，与石井四郎及731骨干成员接触，达成了一笔交易：美方以豁免战争罪起诉为条件，换取731部队全部人体实验数据、病理切片和研究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明确指出，不仅这种交换是豁免战争罪行，甚至美国人还付了钱。这笔交易当时由驻日美军的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主导，从未经过任何公开讨论。

直到1949年12月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了12名731部队人员并判处2年至25年不等徒刑，才在过程中披露了一些材料。但西方对此选择性失明，甚至用“苏联宣传”或“阵营对立”来加以掩饰。需要强调，是美国主动去做交易的，不是被动接受或捡到的。这种建立在反人类罪行之上的“学术遗产”，成为美国生物战计划的奠基石。

⚠️ 第二章：本土的疯狂实验——从旧金山到弗吉尼亚

拿到731的“遗产”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在冷战背景下全面提速。德特里克营成为研制、实验、储存炭疽、肉毒杆菌等病原体的核心。在阿肯色州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厂，还设立了生产设施。但在此过程中，美军做了另一件事：在本土对本国人民进行人体试验。

1950年9月20日至27日，美国海军在旧金山外海实施了“海上喷雾行动”，军舰连续多日向这座80万人口的城市喷洒粘质沙雷氏菌和球状芽孢杆菌气溶胶。军方认为这些细菌是“无害”的，用来模拟生物战袭击。整个城市设立43个采样点，结论是几乎每个旧金山居民每分钟吸入5000个以上带菌颗粒。这个剂量，如果换成炭疽杆菌气溶胶，可以达到有效感染。试验没有市民同意，也没有医疗监测预案。喷洒过后，斯坦福医院出现了11例罕见的粘质沙雷氏菌感染，75岁的爱德华·内文因心脏侵入细菌而死亡。此事被严格保密26年，直到1976年才被媒体曝光。1977年，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内文家人起诉联邦政府但最终败诉，法院理由是喷洒细菌属于“国防决策”和“国家安全”，免责。

冷战最初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在本土进行了239次露天生物战模拟实验。1951年，海军把被粘质沙雷氏菌、球状芽孢杆菌和烟曲霉污染的集装箱送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补给中心，让不知情的黑人工人开箱暴露。军方报告明确写道：“因为黑人比白人更加容易感染”，所以要用真菌“模拟”对黑人的攻击。1980年根据《信息自由法》披露的相关报告还显示，军方关心的重点是在细菌战背景下如何保证补给系统的运转效率，而非黑人工人的健康问题。

1966年，研究人员把模拟炭疽的芽孢杆菌投入纽约地铁，观察千万级城市的地铁系统如何在生物袭击下沦陷。在海上，1962年至1973年间，国防部实施了“112计划”及其子项目“SHAD计划”（舰载危害与防御计划），在太平洋的多艘军舰附近释放化学和生物战制剂及模拟剂，在数千名美军士兵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们暴露在有毒的细菌环境当中。很多人多年后才知道真相，原来自己这些不明疾病是蓄意感染的结果。在人体实验方面，1954年至1973年的“白大褂行动”招募了几千名“安息日会”信徒，让他们在德特里克堡直接接触感染特定类型的病原体，测试疫苗和发病剂量。中央情报局还有“终极人类计划”等秘密项目，研制了包含眼镜蛇毒等毒素的暗杀武器。1972年，相关记录被全部销毁，毒素样本在参议院调查后按总统指令销毁。

还有一项至今悬而未决的指控：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两国指控美军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空投携带病菌的昆虫和杂物，实施细菌战。美国政府始终坚决否认。冷战结束后，这个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一个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结论。一个在细菌战或生物战这种伦理信任至关重要的议题中，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多前科的国家，我们应当如何采信它的政府说明？

🌍 第三章：冷战的转折与“防御”的幌子

1969年，事情出现了一些转折。陷入泥潭的尼克松政府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准备丢卒保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下令审查生化武器政策。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参与撰写了关键报告。他问德特里克堡的军方人员生物武器的价值在哪里，对方的回答是“它比核武器便宜”。梅塞尔森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美国又不是个穷国，如果美国去研究一种让穷人也能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国家利益是不划算的——至少在公开层面可以这样去叙述。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在德特里克堡宣布，美国单方面放弃一切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储存和使用。他说生物战具有“大规模、不可预测、可能无法控制的后果，可能引发全球流行病，损害子孙后代的健康”。随后，美国销毁了库存的生物战制剂，同时把派恩布拉夫的生产设施转化为研究用途，但德特里克堡本身保留了下来。1972年开始，美国与100多个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批准生效。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一步有多大，值得讨论。第一，尼克松声明留下了一个“毒素漏洞”——没有涵盖毒素武器。德特里克堡的科学家立刻把研究计划改成“毒素研究”，继续推进。1970年2月，尼克松专门补了一条，才把这个口子全堵上。第二，更根本性的问题是，他禁止“进攻性”研究，允许“防御性”研究。基本常识是，防御和进攻共用同一条技术路线，在武器研发尤其是生物武器研发方面这点特别明显。你说要做疫苗，那疫苗从哪里来？那就得培养病原体。你要评估威胁，就得先学会制作气溶胶。这里的边界在哪里？有没有有效的核查机制？没有。研究军控的学者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先天缺乏正式的遵约核查机制，这为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 第四章：后冷战时代的隐秘与矛盾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关活动进入了一个更加隐蔽也更具争议的阶段。2001年发生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9·11之后一周，含有高纯度炭疽孢子（一种生物战武器）的信件被寄往多家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这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袭击。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最终指向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自己的高级研究员布鲁斯·艾文斯。调查认定，袭击所用病菌株母本来自艾文斯本人制作和保管的编号RMR-1029号烧瓶。2008年，在即将被起诉前，艾文斯自杀身亡。

这起“炭疽事件”暴露了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内部风险，其源头恰恰是美国自己的生物防御实验室。此后，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指出，FBI的微生物取证方法存在某些“关键科学缺陷”。这究竟是在调查，还是在掩饰什么？这个案子本身到现在仍有疑团。第二件事，2001年7月，布什政府单边否决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议定书。这份议定书从1995年谈到2001年，谈了6年，经过24轮谈判，形成210页文本，目的是给公约装上“牙齿”，建立设施申报、现场视察、质疑调查机制。美国否决的理由是，核查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会泄露美国生物防御研究的秘密和制药企业的商业机密。

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看：美国在自己国家的生物防疫实验室出了内鬼、酿成全国恐慌之后，在应对本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它的选择不是接受国际监督，而是亲手拆掉生物武器、生物战能力国际监督的框架。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 第五章：全球实验室网络——公开的秘密与未解的谜团

再看海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以“减少威胁合作”为名义，设立了所谓“减少生物威胁项目”，由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出资，在前苏联和全球各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实验室网络：30多个国家、120多个实验室，由美国国防部直接管控。在乌克兰有46个受五角大楼资助的实验室，分布在基辅、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研究对象包含了炭疽、埃博拉、鼠疫、刚果出血热等危险的病原体。同时，里面还提到了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或“功能获得研究”，即通过人为方式去增强病原体的某种功能，可能是传播性，也可能是致病性。这里面有些是科学讨论，但缺乏信息和透明度条件下的外界合理怀疑同样存在。这些正常的、必要的关切都没有得到有效回应。

2015年，韩国曾出现这样的事：美国犹他州达格韦试验场将活性炭疽杆菌样本“错误地送到”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2名人员可能暴露。这批炭疽是为驻韩美军“朱庇特”（JUPITR）生物监测计划的新设备测试服务的。韩国国会议员获得的文件显示，2017年到2019年，驻韩美军持续向各地（如平泽汉弗莱营、群山基地、釜山港8号码头等地）运送肉毒杆菌、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样本。根据《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第9条，美军军需物资免于韩国海关检查。这意味着韩国成了美国“想运什么就运什么”的细菌试验友好环境，这种活性炭疽的运输涉嫌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至于德特里克堡本身，2019年7月，就在大规模流行之前，美国疾控中心曾下令这个实验室全面停摆，因为它存在系统性的违反生物安全流程，比如开着门去处理生物危险物、不戴呼吸防护、反复进出灵长类动物解剖室、不戴手套处理废物和毒素、库存记录不准、废水消毒系统失效等等。这样一个具有显著草台班子特征的地方，恰恰是美国全球实验室网络的一个总枢纽。这无疑更值得认真思考。

⚖️ 第六章：三大争议与信任危机的核心

当前美国的生物活动存在明确争议。争议之一，是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问题。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美方应该正视历史，回应关切。争议之二，是德特里克堡、乌克兰实验室和全球实验室网络。202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应俄罗斯要求专门召开了协商会议，审议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澄清。美国自己的文件已经证明了实验室网络的存在、规模，还有危险病原体的清单。这反过来说明，当年那些用“虚假信息”为理由去掩盖相关信息传播的，恰恰是在掩盖事实本身。

争议之三，就是所谓“防御”和“进攻”的边界。这种所谓的“功能获得性实验”、气溶胶传播研究，通过全球网络采集他国人群生物样本和病原体资源，再怎么说是公共卫生合作，它所具有的军事潜力仍然具有双刃剑性质。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美国可能通过这些实验室搜集和转运大量的生物信息。所以问题不在研究本身，而在于相关的流程和程序设计：谁在监管？向谁报告？出了问题谁负责？

🌐 第七章：国际规则与程序之问

我们讨论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阴谋论，而是非常具体的国际规则和程序需要。第一，美国拆掉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牙齿，通过2001年单边否认核查议定书、阻挠重启谈判等方式，美国成为全世界190个缔约国当中起最大破坏作用的成员国，但同时它又宣称自己是遵约做得最好的。公约生效半个多世纪之后，核查机制对美国全球生物活动有效核查的真空问题如何解决？第二，对于美国国内公众隐瞒的问题，我们同样有理由表示关切。美国对于本国人民的生物环境安全问题，这些实验室的存在、历史、地点、资金来源，长期没有向美国公众充分公开。如果连自己国家的人民都要防范、都不信任，动不动就采取各种掩盖信息的行动，我们怎么去相信它在国际社会上的表态？

第三，缺乏合理的回应。无论是乌克兰的实验室，还是德特里克堡，还是韩国，美国的标准动作就是否认、淡化，并且反指对方“发布虚假信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及最终，很经典的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在生物军控领域，美国总说自己严格遵约，对其他国家安全指手画脚，动辄推动对其他国进行所谓的溯源调查。但同时又把它那个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德堡列为所谓“国家安全”禁区。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那种好莱坞画面的即视感：做了坏事之后，中情局在那边捂嘴、压制。

🔍 结语：全人类的安全之问

回到《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问题由来已久，且缺乏透明度，其活动与它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下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匹配。我们说的“不透明”，不是别的，因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基石是透明。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军事生物实验室网络、唯一阻挠核查机制、屡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甚至爆出自己人发动生物袭击的国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国际监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我们不是在技术或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层面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严肃认真地讨论全人类的安全问题。

总结来看，从1945年豁免石井四郎和731部队做交易，到1950年在旧金山湾对老百姓做细菌实验，再从1969年的放弃声明到2001年撕毁核查议定书，再到今天30多个国家、120多个海外实验室被披露，这将近80年的时间串成了一条非常明确的路径：美国的生物战能力研究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只是不断地变换名称、转移地点、调整说辞，并始终拒绝接受它应有的监管，拒绝保持它应有的透明。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说，生物技术本来应该是守护人类健康、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军事和博弈的筹码——至少在理想状况下应该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切实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尽快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对海外生物实验室活动做出全面彻底的澄清，停止污蔑抹黑其他国家，用实际行动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世界正在等待美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