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骗薪人”猖獗：透视新型职场诈骗生态链与治理困境

📰 新闻原文概括

12月29日，北京一家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公司招聘的25人中，有24人都是搞诈骗的，并且相互之间会推荐“好骗公司”清单。这些团伙之间的行话叫“挂职”，彼此知道是来公司骗底薪的，甚至许多人会同时入职2到3家公司。这些人被称为“职业骗薪人”，他们一般会伪造工作履历，蓄意骗取底薪。警方提醒，此类人员一般会选择初创型或小微企业的销售等“不坐班”岗位，利用企业负责人想快速拓展市场的心理，面试时谎称自己“有大客户资源”，从而顺利入职多家公司，并通过虚假工作日志、雇佣群众演员、伪造业务进展等方式拖延在职时间骗取底薪。

🔍 深度解析：从个案到现象的全面透视

🚨 现象本质：一种系统化、产业化的“职场寄生虫”

此次曝光的案例绝非孤例，它揭示了一种已形成完整产业链的“职业骗薪”黑色产业。其核心特征包括：

组织化与团伙化：骗子之间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形成了信息共享网络（如“好骗公司清单”）、行话体系（“挂职”）和协作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团伙犯罪特征。
目标精准化：他们精准锁定初创公司、小微企业，尤其是那些急于拓展业务、管理流程尚不完善、对“销售资源”有迫切需求的企业。
手法专业化：从伪造履历、面试话术，到入职后制造虚假工作痕迹（如假日志、假客户、假合同），形成了一套规避常规审查的“工作流程”。

📊 数据与案例分析：骗薪产业的规模与危害

虽然缺乏全国性的精确统计数据，但从多地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的案例中，可以窥见其严重性：

高成功率与高危害比：北京此案例中，招聘25人，24人为骗子，骗薪成功率高达96%。这对本就资金紧张的小微企业而言，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支付数月底薪、社保等），更是人力资源和时间的巨大浪费，可能错失市场机会。
跨区域流窜作案：在上海、深圳、杭州等经济活跃城市，均出现过类似案例。有团伙成员同时在多个城市的多家公司“挂职”，月骗薪总额可达数万元甚至十万元以上。
案例延伸：此前有报道，上海某公司发现一名“销售总监”同时在三家公司任职，其提供的客户和合同经查均系伪造，该公司已支付其近10万元薪资。骗薪者甚至雇佣他人扮演客户应付公司检查。

💡 深层动因：为何“职业骗薪”能够滋生？

这一现象的蔓延，是多重社会与市场因素交织的结果：

企业端（受害者）的漏洞：
- 招聘焦虑与“资源迷信”：初创和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对能带来“即时客户资源”的销售人才求贤若渴，降低了背景调查的审慎度。
- 管理粗放与考核缺陷：对销售等岗位往往采用“低底薪+高提成”模式，但初期底薪仍构成成本。对工作过程的监督、业绩的真实性核查机制缺失，为伪造提供了空间。
- 用工信息壁垒：企业间员工在职信息不互通，社保缴纳记录存在滞后性（如试用期不缴或缓缴），使得“同时入职多家公司”成为可能。
骗薪者端（施害者）的“低成本高收益”计算：伪造履历成本极低，而成功入职一家公司，每月可获得数千元底薪。同时入职多家，收益倍增。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多数案件被作为劳动纠纷或民事欺诈处理，刑事立案门槛高。
市场与监管环境的缺失：
- 职业信用体系不健全：缺乏全国联网、实时更新的员工职业信用档案，尤其是对简历造假、职场欺诈等行为的记录与共享机制缺失。
- 法律定性模糊与执法难点：骗薪行为游走在劳动纠纷、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取证困难，需要证明其“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以及企业遭受的具体损失。

⚖️ 法律与治理困境：定性难、取证难、追责难

警方提醒表明，司法机关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其治理面临现实挑战。

刑事立案门槛高：根据我国刑法，诈骗罪需满足“数额较大”（通常数千至数万元起，各地标准不一）且证据确凿。单个骗薪者在一家公司的骗薪额可能刚达门槛，且其“提供了部分劳动”的辩解增加了定性难度。
民事途径维权成本高：企业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追回薪资，耗时耗力，且对于已挥霍薪资的骗薪者，执行困难。
预防性监管缺失：目前缺乏针对此类新型职场诈骗的专项预警和联防联控机制。

🚀 趋势预测与应对策略建议

若不加以有效遏制，“职业骗薪”产业可能进一步升级，手段更隐蔽，危害更大。预计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技术化升级：利用AI伪造推荐信、工作成果，甚至进行深度伪造的面试视频。
领域扩散：从销售岗位向技术咨询、短期项目制岗位等更多“弹性工作”领域蔓延。
跨境化操作：在远程办公普及下，可能出现跨地域甚至跨国的“云骗薪”团伙。

应对策略建议（多方协同）：

企业层面（筑牢防火墙）：
- 🔒 强化背景调查：不仅核实履历真伪，可通过第三方背调机构、与前雇主直接沟通、核查社保缴纳记录连续性等方式。
- 📈 优化薪酬与考核设计：降低固定底薪比例，提高与可验证业绩挂钩的浮动薪酬；设立更短、更密集的业绩验证节点。
- 🤝 建立同业预警网络：行业协会或商圈可建立“不良职业行为”共享平台（需注意法律边界）。
政府与监管层面（完善基础设施）：
- 🏛️ 推动立法与司法明确：建议司法机关出台指导案例，明确“职业骗薪”在何种情况下构成诈骗罪，降低企业维权门槛。
- 📋 加快建设职业信用体系：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探索建立包含劳动争议、简历造假、职场欺诈等信息的职业信用档案，供企业授权查询。
- 🚔 加强跨部门联防联控：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应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对举报集中、涉嫌犯罪的团伙进行联合打击。
社会与平台层面（净化生态）：
- 🌐 招聘平台履行责任：招聘网站应加强简历审核机制，对频繁跳槽、信息存疑的账号进行标记或限制，并建立用户举报通道。
- 📢 加强普法宣传：向广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普及招聘风险防范知识和典型案例，提升识别能力。

💎 结语

“职业骗薪人”现象是劳动力市场信用缺失的一个极端缩影，它不仅仅是一种诈骗行为，更是对脆弱的小微企业生态和社会诚信基石的侵蚀。治理这一顽疾，不能仅靠企业“擦亮眼睛”，更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信用基础设施的支撑以及社会共治合力的形成。只有当造假骗薪的成本远高于其收益，且无处遁形时，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一“职场毒瘤”，构建一个更加诚信、健康、高效的就业环境。此次北京案例的曝光，是一次重要的风险警示，也是推动相关领域改革的契机。